企业家是一种高风险职业

  今天在msn上与《中国商业评论》副总编赵代波谈到中国的市场自由问题，我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在转型中国，企业家是一种高风险职业。
  
  赵答曰：在转型期，任何人、任何职业都是有风险的。
  
  我：此风险与彼风险不同，对企业家来说，那是天堂与地狱的落差。
  
  我向赵推荐了一篇非常棒的网文，赵看后非常赞赏，准备转载，希望找到原作者。
  
  中国商业评论能转载这篇文章，让更多的企业家读到它，对于企业家的自我保护相信能起到积极作用。
  
  企业家的人身、财产安全问题目前已经非常突出了。这个问题需要专门的分析与论述。
  
  本人正在撰写一篇长文，专门探讨企业家的安全问题。
  
  主要内容：
  

◎转型期　第一桶金 原罪 清算　等问题的思考
  企业家应对历史、现实与未来做政治学意义上的思考
  ◎在企业扩张与人身、财产安全方面的综合考量　 化解社会性的威胁因素
  ◎卓越的战略规划，使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提高，也使企业家的自身安全得到充分保障。
  这个部分是重点，会从格林柯尔系的组织结构与资本结构两方面做出深刻分析。
  文章用个案分析做基础，深入分析顾雏军的失误，总结出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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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赵代波都非常感兴趣的这篇文章如下：希望作者看到后与我或赵代波联系。
  
  张五常何以说中国的市场比美国的更自由?
  
  米尔顿·弗里德曼去世后，张五常教授向其夫人萝丝问候。张教授跟她谈了一阵弗老对中国的贡献，对她说中国的市场比美国的还要自由。她高兴，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听到很多——如果真是这样，相信所有人都会高兴。但可惜，“自由”不是如此简单。
  
  

从经济角度看，除了在当事人主张的时候司法介入之外，政府几乎没有任何管制活动。大体上，私人财产权会得到传统习惯法的保护，而政府是认可这些习惯法的。
  
  　　但没有一个严肃的现代政治学者说这是“自由”：那只是一种“放任不管”而已。相反，就像很多民间戏曲里所演的那样，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高衙内看上了他妻子，林冲却束手无策，被逼得家破人亡，自己落草为寇。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权力的分立与制约，所以，高太尉就可以滥用权力；没有司法独立，所以，遭到严重侵害的林冲无法找到救济。此时他的生命、财产与自由均遭到剥夺。而恰是在这样的场合，正是考察一个人是否享有自由、一个社会是否自由的时刻。
  
  　　这种局面今天在部分经济领域仍然存在。比如，对民间金融，中央政府的金融监管法规不予承认，也就没有制定相关监管法规，只是运动式地搞搞整顿而已。而这种整顿经常被地方弱化，因为地方政府明白，民间金融是本地经济增长的血液，既然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政绩指标，地方官员就不会傻到去切断本地经济的血管。于是，民间金融就享有了美国的金融机构所不能享有的宽大“自由”。
  
  　　但是，这不是自由。民间金融的这种宽大“自由”，乃是政府部门机会主义策略下的一种生存状态，而一旦来自上面的政治压力足够大，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的时候，民间金融家们的财产权、合同、甚至金融家们的人身权利，就得不到任何保障，因为此时，侵犯者就是政府部门自己。
  
  　　更进一步说，今天，不少企业家能够享有比这种放任还大的“自由”。比如，跨国公司要到某个地方去投资，当地政府自会十分热烈地欢迎，政府会免费给它土地，会减免税收；政府也会承诺，环保部门若干年内不准入厂检测；假如这家工厂里的工人不满其工资标准而抗议，政府会帮助企业出面阻止；将其视为破坏稳定的活动，按照相关办法处理。如此大方的特权性“自由”，自然会吸引大量投资。
  
  　　甚至，政府不仅不会管企业家，反而会给企业家很多法外特权。在很多领域其实是有法律管制的，但是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实现政绩最大化，为了推动本地经济增长，完全可以运用其不受约束的权力，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暂停这些法律的效力，让企业家随心所欲......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