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的建筑也是品牌

　　——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家。

　　1996年夏，我们举行了总部大楼的封顶仪式。仪式进行得很简单，但是宴会却极其令人瞩目，宴会选在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

　　参加的嘉宾有海淀区的张茅区长，泰达的皮黔生副主任，中国农业大学的校长毛达如，北京大学的陈章良副校长，清华大学的张在兴副书记，中国淀粉协会的会长、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胡昭衡等。

　　1997年的5月，我们搬进了新大楼。年底，我们举行了竣工典礼与研发中心成立仪式。新的总部大楼是一栋中式建筑，

　　屋顶使用了中国传统的蓝色琉璃瓦，蓝色是诺和诺德的公司色，而正方形的墙壁是不加任何粉饰的传统的中国青砖墙，这在上地一片浅白色的现代化建筑群中独树一帜。

　　中国公司建的是现代化的洋楼，丹麦人在这里却建了一座中国楼，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进门的楼梯栏杆使用了中国古建筑常用的汉白玉，中国传统四合院中的影壁被巧妙地用于门前的台阶上，并被镶上了洁白剔透的白色大理石，前面请中国著名的书法家曹肇基先生书写了蓝色的“诺和诺德”四个大字，后面的中部镶嵌的奠基石上写着“人类的未来始于研究”几个大字，显示公司的技术先导理念和楼里设有研究机构。对于这几个大字，我们可以说煞费苦心，马思德遍查《唐诗字典》及有关孔孟的英文工具书，我则冥思苦想地写出十几条条幅，供大家选择，最后老先生在我的条幅中选中了“人类的未来始于研究”几个字。进入楼里便是简洁宽敞的接待大厅，明亮和谐，生机盎然，古朴典雅。令外人想象不到的是，再往里走，眼前一亮，竟是一个园林式的天井，松柳其间，流水潺潺，更有瀑布涛声，鱼尾扇摆。一层的朱红立柱再加上二层的红色窗格古香古色，这一景色被《北京青年报》整版刊出，并被中国建筑学报所收载。

　　屋顶的蓝色瓦当上被铸上了诺和诺德公司的标志物——一个像牛一样的埃及吉祥物。这就是老外说的，里面是给自己看的，会更漂亮。几年后，安娜告诉我，园林里设计一个瀑布，不仅是为了景观，还因为瀑布的外侧是空调机的机房，安娜认为，空调机的主机一定会发出噪声，她要用瀑布的水声去掩盖住令人不愉快的噪声，实际上空调机的噪声极小，但她还是这样做了，环境意识就这样融入到建筑中了。建筑分为三层，底层是会议中心、储藏室、工程师们的房间和机房，3个会议室的窗外便是天井，正是“风景这边独好”。二层是办公室，三层是发展研究中心的实验室，那是一个国际一流的生物医药实验室。实验室的地面使用进口的塑胶以防腐和防水，办公室则是木地板，其他部分采用的是麻面的黑色大理石，而不是走上去令人害怕的镜面大理石，人们无需担心被滑倒。墙壁设计得很厚，窗子尽量地少，窗子与门使用的是双层隔热玻璃，一切都是为了保温。这个房子的造价太高了，实创公司的许善垠副总经理曾对我说：“老柳，你们是不是要建金銮殿？”但是老外告诉我，由于节省能量消耗，3年就会收回增加的投资。冬天只要稍稍加热，整个屋子就会很暖和，而夏天稍稍给一点冷风，整个大楼就会很凉快。节能的理念就这样变成了现实。但是实际的能源费用是很高的，这好像与节能不符。运行的能源费用高是为了保证室内的温度湿度符合科研仪器的要求，即使春秋两季别人停了空调，我们的空调也照样昼夜运行，当然这是也不会因为温湿度差别太大而出现建筑物的裂痕。那时，中国正在流行玻璃大厦，我问老先生，我们为什么不造玻璃大厦，老先生回答说：“那种建筑不好，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建过，冬天很冷，夏天又很热。”

　　整个楼里布置了很多艺术品，这使来访者感到如同进入了一所博物馆，而丝毫感觉不到商业味道。我觉得丹麦人对传统总是怀有十分崇敬的心情而且着迷。在马思德的家里，我看到他把一个几百年前的破箱子也带到了中国，并很自豪地介绍给我。老先生家里，不知什么时候又买了一个旧得不知年代的中国牙床。有时老先生会拿来一个古董让我给看看上面的中文字。在一层的会议室外面摆着中国条桌，上面放着两个乾隆年间的瓷花瓶，对面并排摆着两把油漆斑驳的太师椅。雕刻精美的木雕挂在了一层大厅的墙壁上，不知什么时候图书馆里的窗台上又放上了一个中国的破嘴大茶壶。我这个中国人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搞到这些东西的，但我敢肯定这是老先生所为。逐渐地我从丹麦人那里感到了传统的魅力。越是传统的、民族的，越是国际的。对传统的尊重就是对历史的尊重，对民族的尊重。在这一点上我敬重丹麦人。一些丹麦的艺术品也被放在各处供人们欣赏，但其创意却与中国的传统思维迥异。

　　我们也收藏了一些中国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我请吴阶平副委员长题的词“开发生物技术服务人类社会”挂在了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老外说，也许一开始，你并不喜欢这些艺术品，但是当你与它们经常在一起后，你会慢慢地喜欢它们的。我们还专门印了一本公司收藏的艺术品画册。

　　大楼方方正正的外形采用的是中国建筑形式，但是细看也不完......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