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岁现象"与高薪养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邵道生

　　"59岁现象"是我国近几年反腐败斗争中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无论政界还是学界，对此"说法"讨论较多，引用较多，但还没有一个定论。

　　何谓"59岁现象"？我认为它是指一批有权势的人物（政府官员和国营企业家）临近退休之前利用自己的权力"狠捞一把"的现象。

　　譬如，1985年贪污挪用公款2000万元人民币的广东省天龙集团总经理兼党委书记谢鹤亭，1990年被法办的北京首钢总经理助理、北钢公司党委书记管志诚，1995年携带40万美元出逃的中国长动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总经理于志安，1998年主谋贪污私分公款335万美元的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原人大广东省副主任欧阳德，投资银行湖南分行原行长戴天敏，以及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原总经济师罗京军等人，都曾具有开拓精神，做了很多好事，都曾是有功于社会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但在即将退下来时，因腐败问题而身败名裂，甚至走上了"断头台"。

　　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能人"、"名人"在"59岁"这个坎儿上"翻了船"、纷纷滚鞍落马呢?有人从"心理不平衡"的角度去解释他们的行为，认为这些人艰苦奋斗了一辈子，为国家创造了几十亿、几百亿、上千亿的利润，眼看退休了，除了清贫的退休工资外一无所有，心理难以平衡，于是在"最后一站"为了几百万、几十万乃至几万元钱而失了足。这种"付出太多、得到太少"的说法，后来发展为一种很时髦的论调："高薪养廉"，主张以高工资遏制退休前的腐败。

　　乍一听，这种主张似乎还很有些道理，很能打动人。但是只要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种理论荒谬得很，不仅偷换了概念，而且犯了很多逻辑上的错误，实在是经不住反驳的。

　　谬误之一：不符合国情。中国是一个实行低薪制的国家，不仅仅企业家、官员的薪金低，整个公务人员、知识分子、军人、工人的薪金都很低；不仅仅是企业家、官员"付出太多，得到太少"，所有公务人员、知识分子、军人、工人都是"付出太多，得到太少"。若是以此解释某些人"贪得合理"的话，谁都可以以"付出太多，得到太少"的理由在临退休之前去贪、去捞；59岁的人可以以薪金太低去捞，40来岁、30来岁的人同样可以用"付出太多，得到太少"的理由去捞，这样，中国社会要大乱了！

　　谬误之二：不符合社情、厂情。有三个问题：一是企业搞得好，企业家有贡献，要拿高薪，那么企业搞糟了、搞跨了怎么办?二是企业家有贡献，要成千上万地拿，那么当官的将一个地方搞好了，其贡献岂不比企业家的贡献更大，岂不可以拿得更多?三是当今工资制度改革不是全面进行，配套很不合理，不少国有企业职工不仅工资低，连工资都不能正常发放，有的因效益不好而有很多工人下岗待业，在这种情况下能不顾死活将企业家、官员的工资抬得很高吗?若是不顾社情民意去高薪养廉，这个社会非出乱子不可!

　　谬误之三：不符合腐败分子的腐败"实情"。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人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现实：做官(在中国，国有企业的老总也是一个官)做到像谢鹤亭、管志诚、于志安、褚时健、欧阳德、戴天敏、罗京军这样的位置，一般是并不缺少钱花的，"名义工资"虽然不高，但是实际享受到的"实物分配"是很可观的。据修晓波先生的统计，一个省部级官员，名义工资可能只有1347元，但是，"实物"分配到他头上的，仅房子和汽车两样，折算一下，"每月可享受15050元，是其工资收入的10倍"，其中还没算公费医疗保险(《反腐败导刊》，2001年第三期)。若是再加上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收入"，他们与普通人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异可决非一两个等级。但是，他们满足了吗?不是几万地贪，而是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地贪。从已经被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看，腐败分子所追求的，并不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而是无止境的财富聚积，是贪得无厌的私欲使然，是欲壑难填。他们的腐败并不是为了"防老"，凭他们现在的收入、离退休后的收入和所享受的医疗保健待遇，生老病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他们的贪，是要过一种穷极无耻的荒淫生活。就拿褚时建来说，主谋贪污、私分公款300多万美元，他一个人贪污170万美元；为他人批烟牟利，其女儿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妻子和其他亲属共收受140多万元人民币、3万美元、3万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合计相当于人民币5500万元。再以首钢的管志诚来说，59岁的他居然有10多个姘妇、情人，钱从何来?只能从贪而来，若说"防老"，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还有那个出逃的于志安，每次出国非500美元一晚的总统套间不住，出行要坐专机，每年都要派人从内蒙古等地买回鹿鞭、驴鞭等高档药材……为何而用?谁都明白；"防老"?!简直是无稽之谈。

　　谬误之四：不符合共产党的"党情"。共产党是干什......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