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管理的文化差别

　　近代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人看世界的窗口，为了寻找救国救民良药，许多仁人志士都曾在那里流连徜徉，闲暇之余还免不了吟几首风景诗，内容大都离不开樱花和枫叶，比如郁曼陀的“树底迷楼画里人，金钗沽酒醉余春。鞭丝车影匆匆去，十里樱花十里尘”以及鲁迅的“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十九世纪的日本作家志贺重昂把日本的风景总结为潇洒、美和跌宕的和谐一致，宣扬日本是“世界上风景最美的国家”，看来所言不太虚。

　　然而对于日本来说，它更令人称道的是其惊人的经济发展。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超英赶美的目标下，日本人对列强进行着一刻也不放松的追赶。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制造的产品已经是“横扫英国摩托车业，超越德国和美国的汽车生产，抢夺德国和瑞士的钟表、摄影机、光学仪器等生意，打击美国在钢铁、造船、钢琴、拉链、一般用电子产品上的传统优势”。一言以蔽之，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先从三等国变成了二等国，进而又跃居成为一等国，爬上了国际社会金字塔的顶端。

　　现代社会是以企业为经济细胞的，经济增长的基本内涵就是企业的发展和繁荣，正是成千上万个企业进行这么多年来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才带来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

　　如今扮演赶超角色的演员变成了我们！企业管理方面自然也不例外。

　　本着见多识广的原则，我们的企业家们纷纷把学习的目光投向了国外，刘永好在这方面就很有体会，他说“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是提高自己管理水平的一条有效之路，所以我经常出国去看别的国家的企业。”

　　相比较欧美国家而言，无论从起步时间还是文化渊源来说，近邻日本的管理风格似乎与我们差不了多少，因此学习、借鉴它们的经营决策思路和优秀管理方法，没准会给我们自己的企业成长带来丰厚的回报。

　　这种想法初看起来颇有几分道理，但经不起仔细推敲。关于中日两国的关系，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曾经作过一个评价，他说“日本和中国的关系类似除夕和元旦，两国虽然同文同种，但在对待文化方式和人生等方面，与其说相似，倒不如说相违之处更多”，我以为大平先生的分析很在理。

　　那么照此说来，日本的企业管理是易看不易学，因为两国之间的文化底色有较大差别。

差别一 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

　　 日本人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就好比穿衣服，只要觉得好看拿来就穿，如果穿着不合适再换一件，日本历史上的两次“西化”都是这样拿来就穿，而且刻意模仿，几可乱真。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对于欧美文化的模仿几乎到了不遗余力地步。无论是吃牛肉、撑洋伞、着西服、跳华尔兹，还是旱烟改纸烟、束发变洋发，一切都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顺利进行。二战胜利初期，美国人那种年轻快活、干净利落、营养良好、温文尔雅的形象又很快成为肌肠辘辘、营养不足、衣冠不整的日本人向往和羡慕的对象，于是乎日本文化急剧“美国化”：推行人权、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政策，解散财阀，使企业走向全面自由竞争……

　　 简而言之，日本文化的传统在于它基本没有传统，没有那种不断窒息自家生灵活鲜之气的固定思维模式。

　　 中国文化则不同，其特点是以表层文化的万变来维持核心文化的不变，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总是化人为己，而不是化己为人。客观地说，这个传统在近代以来弱与强、落后与先进之间的对垒中，已不再有很多积极意义，过多地强调传统，无疑是在激发传统中排斥现代文明的因素。

　　 当今社会并不是一个弱者能够与强者完全平等交往的社会，经济落后国家同经济先进国的往来，本身便包含了“不平等性”，虚心学习别人的经验对于既缺资金又少技术的后发国而言，是一颗不得不吞下的“苦果”，这时如果仍然死抱泱泱文明古国的意识不肯“屈就”，结果是很危险的。

差别二 对待公司社团的态度

　　 日本人重视家庭的侧重点与我们不一样，日本人的“家庭”概念不同于中国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家庭，而是一种建立在居住组合基础上的经营聚居体。根据这种家庭制度及伦理人情观念，入赘的女婿、外来的管家等无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均可吸收为家庭的亲密成员，甚至可以做后嗣或继承人，而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儿女，一旦分家另过或出嫁，其关系的亲密程度反远不如前者。

　　 日本的企业就是按照这种家庭意识组建起来的，企业把雇员看作家庭招来的女婿，倾向于采取囊括雇员一切私人生活，包括衣食住行以及文娱生活在内的“终生雇用制度”，这就使雇员能够产生一种“公司如家”的归属心理。

　　 在这种心理意识支配下，雇员对企业忠诚专一，一身不事二主，其日常工作不只是靠上司的指令行动，更重要的是靠人际之间感情的联系......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