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在三大转变过程中：我们正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到以城镇为主的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这三大转变中，我们面临着多方面的风险：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中，农村大量人口面临着很严重的风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掌握权力的官员，有比较大的可能把国有财产变成自己的财富；由于生计和收入的不确定性，个人的风险在市场经济中变得越来越大；某些特定社会群体也面临着很严重的风险，包括农村居民、农民工、国有企业老职工；还有国家面临的风险，比如经济波动的风险、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此外，不同的社会群体可能对这些风险有不同的态度，比如当前对经济是否过热的判断出现分歧，如果类似问题长期得不到明确判断，采取的措施往往会滞后，从而造成很大风险。
在风险管理上目前我们仍处在很落后的状态里。首先，原有医疗养老保险体系没有得到恢复和完善，新的保险体系没有完全建立；第二，20世纪后期出现的负所得税——“挣得收入税收优惠”（ＥＩＴＣ）并不广为人知，我们对于更高层次的保险、金融创新还缺乏研究和探索。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个体系有三个非常好的基本原则：第一，建立全覆盖、多层次保险体系。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办法应有区别。提倡社会互助，发展商业性保险业，作为社会保险的补充；第二，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金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农民养老以家庭保障为主，与社区扶持相结合；第三，基金的行政管理和基金的运用分开，不由行政机关来运用这些基金。这大致上是世界银行1994年所建议的三支柱体系，即强制性公共支柱、强制性私营支柱、自愿投保支柱。
但是，十年过去了，这个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能完全建立起来，现在还存在三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农村的、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该如何建立；第二，城市国有企业老职工该如何补偿，从实行现收现付到实行个人账户，必须对老职工作出补偿，补偿数额大概在1万亿到10万亿人民币之间，最近得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计算为2万亿；第三，在世纪之交股市危机后，“私营支柱”分担风险的模式受到质疑。
如果不抓紧解决以上问题，转轨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将非常大。从罗伯特·希勒那里我得到一个启发：负所得税制度应该建立起来。我们现在有这个基础，就是城市普遍实行的低保。这个制度目前存在两方面问题：除开浙江等少数省，低保不覆盖农村；确实存在道德风险。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ＥＩＴＣ，当然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比如法规体系和公正执法、信用体系、监管体系等等。监管很重要，我们可以用金融创新来管理金融风险，有人也会利用新的金融手段来制造风险。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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