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的一篇“4天内清华大学两位年轻
教师相继去世”的报道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过劳死”的关注。深入探究就会发现,“过劳死”的绝非仅仅是大学教师,而是存在于各行各业。这一点只需仔细看看本文就可明了。
这一不幸更值得引人深思的应是,具体到我们每个人是否都应思考如何避免“过劳死”?
清华两名年轻教师疑因过度劳累四天内相继去世

华灯初上的清华大学校门。
据《新京报》报道,1月下旬,在短短的4天时间里清华大学两位年轻教师相继去世。
1月22日晚,36岁的焦连伟突然发病,经医院抢救无效去世。
这位清华大学电机与应用电子技术系(简称“电机系”)讲师,博士毕业后留校已近6年。医生诊断的死因结果是:突发性心脏骤停,导致心肌梗塞死亡。
但此前焦连伟从未表现出任何心脏病症。亲属及同事认为,这或许与他长期被忽略的超负荷工作、心理和
生活压力过大有关。
四天后的1月26日中午,46岁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焕,因肺腺癌不治去世。
医生的诊断认为,繁重的工作压力不仅使他错过了癌症的最佳治疗时机,还使病情进一步恶化。

病中的高文焕依旧乐观。
1月29日,焦、高两人的遗体告别仪式分两处举行。而在水木清华BBS上,网友有意识地将两人并列于一起悼念。
尽管这天清华大学已放假两天了,但仍有数十名师生参与了网上的讨论,大家一致呼吁校方应关注年轻教师的生存环境。这也成为当天BBS上最
热门的五大讨论主题之一。
绝非个案的“过劳死”
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类似焦连伟、高文焕这样英年早逝的事件绝非个例。
1月5日凌晨4时许,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者萧亮中在睡梦中突然大口大口地喘气,5分钟以后他与世长辞。
据《南方周末》报道,击倒这位32岁年轻人的,是过度的劳累和生活压力,以及他内心郁积着的难以言表的焦虑。
1月26日,新华社发表长篇报道称,“我国有希望获得诺
贝尔奖的山东大学全息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张颖清,不幸于2004年10月20日英年早逝后,在科技教育界引起强烈震动。”有关知识分子过劳死问题,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集中暴露,当时的蒋筑英等人英年早逝,一度引起中央重视。但不幸的是,时隔20年后这仍是一个严酷的社会问题。
上海社科院最新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9岁降到调查时期的53岁,这比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人均寿命75.85岁低了20岁。
据报道,针对张颖清事件,国家发改委原副司长严谷良高级工程师、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任振球研究员等6名老科技工作者联名写信呈报中央,痛陈我国科技和学术管理中的一些严重弊端,呼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国际上对“过劳死”的普遍定义为:一般认为,过劳死是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过大、存在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由于积重难返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继而丧命。
日本已将“过劳死”列入工伤范畴,但我国相关法律无此规定。
2月21日下午6时许,清华大学校长
办公室一位教师表示,校方目前尚未就两教师的善后事宜最终表态,但他相信,一定会处理好“这两宗意外事件”。
实际上,从下文可以看出青壮年“过劳死”并不局限于知识分子。
日本2002年度有160人“过劳死”集中分布于运输业、批发
零售业和
制造业
人民网援引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2002年6月10日对外公布称,2002年在日本国内被认定为“过劳死”、且符合工人灾害补偿保险的人数达到了160人,而前一年度(2001年)只有58人。另外,即使没有“过劳致死”,其他因患心脑疾病成为工人灾害补偿保险赔付对象的也有157人。由于对“工人灾害补偿保险”评定尺度的放宽,2002年度获得赔付的共计317人,比上一年增加174人,其中40--60岁的占了约7成。
据悉,厚生劳动省从2001年12月起承认,在发病前的半年中每月平均加班时间超过80小时即为“过度疲劳”,而在此之前只是将发病前一周的加班时间作为参考数据。受认定标准放宽的影响,这次被确定的“过劳”脑病患者为202人(上一年度为96人)、心脏病患者115人(......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