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学都讲究“对症下药”,但是“症状”往往不代表“病因”,更不能说明“病源”。相信有人一定听过以“头痛治脚”来取笑人们处理事情找不到要领。其实治疗一个有病的企业,中西医术也都可以用上。一个没病的企业,中西医学的保健原理及做法,也都能协助那个企业青春长驻,健康快乐
——柯达公司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主席 叶莺
企业管理这门学科,在近几十年真可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理念已是“古今交错,东西贯穿”。尤其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更是“中外合流,洋为华用”。企业管理不仅成为支流文化(Sub-Culture),更已经是真正超越所有规则、形式及约束的艺术。《第五项修炼》的管理大师彼德?圣吉(Peter H. Senge)说过一段话:“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途径与西方文化略有不同。东方的传统文化仍然保留了以生命一体的观点来了解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奥妙宇宙的万有本源所体悟出精明而深广的古老智慧结晶。而在西方文化中,则倾向于看见由一件件事与物所组成、形成的世界。西方深信直接、简易的因果关系,不停地寻找能够解释一切问号的答案。” 其实彼德?圣吉的诠释说明了东西文化的异曲同工。他话中提到的“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宇宙的万有本源”就是因与果的关系。
这位当代的杰出管理大师又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于管理——有目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活动行为中,有着不尽相同的表现”。这段话我是赞同的。我却不赞同有些人把“管理”说得太复杂、太高深,俨然成了“玄学”。企业管理随着当代商务、经贸、制造、生产、金融、通讯及多元服务的快速发展和变化已经得到不断的丰富与提升;新的管理理念及企业精神不断涌现。企业战略、商业模式、公司改革、流程再造、共同愿景、精益生产,等等,使人目不暇接。曾经被推崇为“世界第一CEO”的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更放弃使用“管理者”(Managers)而提出“领导者”(Leaders)的称号。使得有些人对管理的理解产生很大的混乱,企业管理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实管理真正的精髓是把复杂的简易化,高深的粗浅化,专业的大众化,贵族的平民化,使一切更接近人类自身的天性,使“以人为本”纯粹地升华。
2005年前的《易经》里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贤人为何人?乃当今所谓的“领导者”。可大之贤人之业又为何业?乃当今所谓的“长青基业”。至于“贤人之德”就是我们一直探讨的“领导才能”。此“德”以俗眼观之,纷纷各异;以道眼观之,种种是常。东西、古今的贤人标准,自有因时因地的尺度。
不同的文化没有优劣,但是相互之间必有差异。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偏重于正本清源,西方则偏重于法制规律;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于集思归纳,西方则偏重于逻辑推演;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于系统思考,西方偏重于系统运作;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于个人修炼,西方则偏重于团队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鼓励循规蹈矩,西方则提倡突破创新;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推崇述而不论,西方则风行当众辩论;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以德报怨,西方干脆就以眼还眼。《大学》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个简单的词,中国人从中感悟到无穷的智慧,受用一生。这几千年来中国人奉为处事为人的经典,西方人听了后大多数感受到的是一头雾水!像这样的文化差异,在实施和接受不同管理的理念和方法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
在企业管理中中国人比较重视原则、规矩与和谐,西方人更注意过程严密、细节完善,不在乎“伤感情”。中国人比较擅长现场协调、随机应变,西方人则坚持分工、制度及事先备好不同沙盘应对策略,一切按预定方案执行。一个让西方人十分费解的现象是,中国人在会议上不发言或没有发言不等于“同意”或“赞成”。西方人若不同意,在会上绝对不会“收声”,直到投票表决完为止。中国人愿意在一个方案的讨论和修改中形成共识,大家都有面子。西方人往往带着不同的方案进行论证,达成你中有我的方案形成共识,大家都不失面子。
中国人写文章,过去讲究的是“起承转合”,现在写报告也西化了,先把结论和诉求开宗明义地说白了,然后再说明原委,提出例证。比如说某某北京旧城的胡同要拆,报告中更着重的是拆与再建的经费、居民的处置、城市规划中的利与弊等等,而不会花费大篇幅从元朝建都说起了。读报告的居民,有些可能觉得少了些“人之常情”,有些可能觉得直截了当更实惠。
中西医学都讲究“对症下药”,但是“症状”往往不代表“病因”,更不能说明“病源”。相信有人一定听过以“头痛治脚”来取笑人们处理事情找不到要领。有趣的是西方......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