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平推理有三大谬误 职业经理人论只是水中月

经济学博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助理主任。曾任职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信证券等机构，在《资本市场》、《证券市场导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十余篇。

   　2004年，香港和内地两栖学者郎咸平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MBO进行严厉指责，并对青岛海尔和科龙电器提出质疑，最终引爆了学界、政府和公众共同参与的一场大争论。"真理越辩越明，"可以说郎教授挑起的辩论引发了各界对国有企业改制中不规范操作的关注，并促使当局采取行动制止国有资产的快速流失，是非常及时和有价值的。

　　直到2005年4月底，郎教授仍在不懈地宣讲其关于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解决方案，即职业经理人制度。遗憾的是，国内学者对他这一漏洞四出的解决方案鲜有质疑者，也许是惧怕了"郎大炮"的火力吧！郎的职业经理人模式不仅推理过程不合逻辑，而且了无新意，在现有制度模式下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鉴于郎教授目前的"超级话语权"，笔者非常担心政府和公众被其误导，将国有企业改革引入歧途。在WTO开放的时钟滴答作响的今天，确保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比什么都重要。 

　　郎咸平的主要观点

　　1. 反对“国退民进”。理由是：其一，“国退民进”的过程出现了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尤以MBO为甚。其二，改制上市后的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并不比民营企业逊色。作为论据，他对香港和内地的上市公司进行了样本研究。

　　2. 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其观点甚为简单：成立以专业人士为主的董事会，通过市场机制来聘用和考核经理人。作为佐证，他还列举了青岛啤酒和中旅国际的案例。

　　郎咸平的推理谬误

　　谬误之一：MBO存在问题，就应该停止产权改革吗？

　　这属于典型的"因噎废食"。任何一项改革都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改革的方向是否正确，二是改革的具体过程是否完善。显然，目前，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属于第二类，其具体成因包括国家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引、法律保障以及缺乏透明度和竞争机制。这些具体的问题都是因为事前没有前瞻性的规划所导致的，并不能据此推论产权改革是错误的。

　　谬误之二：国有企业真的有效率吗？

　　国有企业效率低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也是启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基本动因。郎咸平甚至连这一"共识"也尝试进行颠覆。他和苏伟文的研究指出，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不仅在资产回报率上不逊色于香港的私人企业，而且国有企业每单位资产所创造的市值远超其他公司。于是，他得出结论：国有企业改制后的经营绩效不低于民营企业。不过对这一结论，郎本人也做了很多保留：其一，他承认刘俏与肖耿教授的数据所表明的国有企业经营绩效总体低下的事实；其二，他承认自己的样本选择有问题，因为到香港上市的大型国企很多属于垄断性企业，盈利能力强。其三，他的结论也只是说国有企业"改制后"效率不差。不言而喻，改制是前提。

　　其实，郎的"国企不差论"另一问题在于指标的选择。"每单位资产所创造的市值高"能说明什么？我们知道，股价高低取决于很多投机性或预期性因素，一旦投资者出现"非理性狂热"，股价很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度偏离基本价值，导致股价泡沫。2000年之前，全球股票市场对网络股的热烈追捧即为明证。事实上，在2000年之前，香港股市出现过对红筹股和国企概念股的投机热，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香港上市的国企每单位资产创造更大市值亦就不足为奇了。不幸的是，幸福总是短暂的，随后的几年国企概念遭遇寒冬，甚至连"中海油"如此绩效的公司首次上市即告流产。可以想象，如果将研究的时间段调整一下，郎教授恐将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此外，郎教授也对内地上市公司绩效与国有股比重的关系进行了论证。他引用田利辉教授的论文指出，当国有股权比例升至80%以上时，国有企业依然可以创造出接近民企的经营绩效。细心的读者不免会问，什么样的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比例会如此之高？当然是特大型、垄断型国有企业。退一步讲，即便郎教授和田教授的分析正确，但这不过是一家之言。许小年等(1999)对内......More↓↓↓